好牛特刊丨让历史告诉未来【铁证如山篇】之东京审判（一）

发刊词好牛

历史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对日本战犯的一系列审判，彰显了正义，弘扬了法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将围绕东京审判、盟国审判、国民政府审判和新中国审判，分两期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历史告诉未来”特刊之“铁证如山篇”，重温那场正义的审判，祈愿世界和平。

今日推出第一期，9月2日推出第二期，敬请关注。

档案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发《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庭，1948年11月12日闭庭，历时两年六个月。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被告，被指控于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在亚太地区犯下了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反人道罪。法庭审理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政治、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日苏关系、德意日三国同盟、鸦片毒品贸易、违反战争法规等侵略罪行和战争暴行。最终，全体被告均被判处有罪，并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

文物记忆

正义的裁决

记者：马欣

东京新宿区市谷台高地，一座静谧的市谷纪念馆静静矗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便藏于此。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这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国际审判——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等待答案……

早在二战硝烟正浓时，同盟国就对战后惩处战犯问题进行过酝酿和协商。1942年1月13日，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荷兰等国的流亡政府在伦敦集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应邀列席。会议发表共同宣言，明确将惩办战争罪犯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

《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日文版）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4年1月18日，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正式成立。1946年，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发《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正式启动了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公开审判。

何为甲级战犯？中国法官梅汝璈说：“甲级战犯的特征有二：一是他们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属于国家领导人的范围；二是他们都犯有纽伦堡和东京宪章中所规定的‘甲项’罪行——破坏和平的罪行，亦即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的罪行。”

受审的28人几乎都是日本各界领袖，手上都欠下了累累血债，大多数对我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荒木贞夫坚持强硬的对华政策好牛，主张吞并我国东北；土肥原贤二长期从事谍报工作，是制造九一八事变和炮制伪满洲国的祸首之一；松井石根曾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主谋；畑俊六曾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策划浙赣会战和一号作战……

这些沾满罪恶的双手，能否被法律牢牢捆住？这场牵动全世界目光的审判，能否让侵略者付出代价？1946年的东京，尚在等待答案……

让每一份罪恶都暴露在阳光下

我国在东京审判中的起诉之路布满荆棘，艰难程度远超想象。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国际检察局代表11个国家履职，检察长由美国人约瑟夫·季南担任。中国检察团队以检察官向哲濬（“濬”同“浚”）为核心，还有4位秘书、4位顾问、5位翻译，共同肩负着为亿万受难同胞追责的重任。

证据是起诉的基石，却也成了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第一道天堑。团队成员高文彬晚年回忆，面对适用英美法系的审判，我方准备明显不足：大陆法系为究问制，先假定有罪，由被告自证清白；英美法系以对质制为核心，先假定无罪，控辩双方围绕证据辩论，证据不足则不被采纳。

东京审判的一大特点是辩护机构庞大、律师众多。梅汝璈在日记中痛心记录向哲濬的状态，“明思兄这几天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

这种困境源于双重枷锁，一是时间仓促，二是日本政府和军部早有预谋，长期实施着严厉的舆论封锁，战败前后更是大量销毁文档，妄图抹去侵略痕迹。

面对这种局面，向哲濬没有退缩。他一边急电国内各部门，恳请火速提交证据；另一边，1946年3月，他和秘书裘劭恒陪同季南、莫罗、萨顿等国际检察局人员来到上海、重庆等地，在战火初熄的土地上寻访人证、物证。4月29日，检方如期递交了起诉书，对被告提出55项罪状，直指侵略核心。

1946年5月3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席上，法官们面色凝重；台下，四五百名记者、六七百名听众坐得满满当当。梅汝璈在日记中写下肺腑之言：“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然而，当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逐个询问被告是否认罪时，这群刽子手竟宣称自己无罪。

对谎言最好的回击就是证据。除了继续调取档案、媒体报道，证人的出庭也成了关键一环。其中最引世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就是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清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1932年3月，溥仪在日本操纵下成为“满洲国执政”，沦为日本人的傀儡。起初，溥仪对出庭作证充满抗拒，生怕作为战犯受审。在与裘劭恒的沟通中，溥仪逐渐放下了顾虑，站上证人席控诉日军暴行：他揭露“满洲国”实为关东军掌控的傀儡政权，板垣征四郎所谓“独立国家”之说纯属谎言；还痛陈日本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企图不花代价就把满洲变为日本新国土的阴谋以及在满洲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并销售鸦片的罪行。

此外，还有多位证人为七七事变、日本的经济掠夺及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作证。

审判过程注定曲折。检辩双方对事实争议不断，需大量证据支撑；辩方常以重复证据、冗长发言拖延时间；翻译精准性的争议更添波折……但这些繁琐和漫长，从另一个方面也彰显着东京审判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贯彻：要让每一份罪恶都暴露在阳光下，让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将侵略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庭长韦伯宣读判决。这份判决宣读了整整7天。28名被告中，除去在庭审期间病故、精神失常的3人外，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人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好牛，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至此落下帷幕。

宣判期间的被告席。

不过，这份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的起草过程也是几经周折。起初安排统一撰写，但梅汝璈坚持认为，对于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中国人受害最深、最具发言权。法庭最终采纳其提议，由他负责判决书中日军侵华部分的起草——他以笔为刃，写下200多页文字，将侵略者的暴行钉在纸上。

法官团之间也矛盾重重，甚至一度难以调和。分歧主要集中在刑罚适用，尤其是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来自已经废除或部分废除死刑的国家的法官，当然不会轻易赞成适用死刑；没有遭受日本侵略者严重祸害的国家代表也难下决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被告的刑罚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其时，梅汝璈已明显感到，力主死刑困难重重。表决前一周，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位法官磋商，费了无数口舌，终于通过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死刑判决。

这是彪炳史册的正义宣言——

东京审判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发展了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新概念，为将来惩治侵略行为树起了一个标杆。判决不但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将发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更向未来传达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发动侵略者，必受历史严惩；践踏文明者，终得付出代价。

这是空前绝后的司法壮举——

818次庭审、419名证人出庭，受理证据达4336件，庭审记录约49000页，东京审判规模之大、耗时之长前所未有。它不仅是人类对战争罪孽的集体追责，也是文明世界用法律武器捍卫正义的伟大实践。

这是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历史时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列强侵略中屡遭屈辱，大量民众无辜受难，无数先烈血洒战场。正如向哲濬所言：“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东京审判的结果来之不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以梅汝璈、向哲濬为代表的中国团队以铁骨铮铮的努力，为中华民族争回了一份应有的荣誉和尊严。

然而，这场审判并未完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时至今日，东京靖国神社仍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亡灵牌位上的罪恶印记，是对历史的公然挑衅。77年来，日本右翼推翻东京审判的企图从未间断，修改教科书、否认侵略罪行的行径屡见不鲜。这时刻提醒着我们：捍卫历史真相，仍是一场持久战。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应运而生。2016年，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正式上线。几年间，上海交大广集社会资源，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日文版），采集东京审判相关照片、录音、录像等资源，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现场、人物照片约700幅，视频资料6600多分钟。

今年8月15日，脱胎于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的战争审判文献数据库正式向全球发布。数据库覆盖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权威机构所藏档案文献，将数百卷文本、超亿文字的文献数字化。此外，通过多语种识别、“庭审时间轴”等功能，数据库还可实现海量文献的高效整合与智能利用。

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早已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上，不容任何势力抹杀。当战争的硝烟愈来愈远，那些浸透血泪的记忆更应该成为全人类的教训：唯有正视历史，才能筑牢和平根基；唯有坚守真相，才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向着光明前行。

启示录

东京审判的双重遗产：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奠定了侵略战争为一种国际罪行以及追究侵略战争个人责任的法理基石。两大审判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法与正义的里程碑式的探索。东京审判进一步在文官指挥责任原则和自卫权法理边界的问题上贡献了丰富的参考案例。不可否认，东京审判是重塑亚太地区战后文明秩序的关键支点，其留诸现世的重要遗产包括：

建构亚太地区二战历史的认知框架。东京审判通过细致审理日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关键事件，首次以国际司法权威的形式将日本1928年至1945年的对外扩张定性为侵略行为。法庭判决书所确立的战争史叙事体系——包括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对战争的阴谋策划与实行、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责任链、巴丹死亡行军等暴行的系统性特征——构建了战后国际社会认知亚太地区二战历史的核心法理依据。法庭所揭露的日军战时暴行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民众的隐瞒欺骗手段大大动摇和冲击了普通民众战时所接受的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教育，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思考。取而代之的是“侵略战争史观”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为后续战争记忆的代际传递锚定了认知坐标。

奠定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法理基础。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甲级战犯法庭，法庭通过追究28名（宣判时25名）日本军政首脑的反和平罪完成了对军国主义扩张路线的司法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成为了日本战后历史认知的法定框架。尽管日本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翻案的声音，但日本官方对外立场始终受此框架制约。

确立中国作为被侵略国的历史主体地位。东京审判是中国向世界宣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舞台。作为在战争中受到日本侵略暴行最深重的国家，中国以受害国和战胜国的双重身份参加东京审判，凸显了法庭在反对和追究侵略暴行上的正当性。可以说，正是中国的深度参与，为东京审判赋予了更多积极和重要的正面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们仍要继续提倡东京审判法律精神、维护东京审判成果、做好东京审判研究的原因。

然而，东京审判在作出重要历史贡献的同时亦留下未竟之业，其缺憾包括：

政治干预司法。美国基于冷战需求包庇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关键人物缺席审判不仅使得检方提出的被告“共同谋议”概念出现重大纰漏，更使法官团在日本天皇问题上对判决发生分歧。

殖民主义罪行未予清算。审判聚焦于日本在战时对盟国领土的侵略与暴行，却对其在殖民地的长期系统性压迫——强制同化、奴役劳动、资源掠夺与文化灭绝，几乎只字未提。殖民统治下的受害者被排除在法庭的视野之外，显示出审判仍然延续了传统殖民秩序下的生命价值差等论。

忽视性暴力罪行。尽管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等战争罪行时已揭示了日军广泛实施的强奸暴行，但它们仅被作为“普通战争罪”的一部分。检方未能对日军在亚太地区大规模、有组织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予以系统性立证。法庭对性暴力的忽视不仅使受害者失去了寻求司法承认的机会，更迟滞了国际社会将性暴力作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独立定罪的进程。

未被定罪的罪行，在公共记忆与历史教育中更容易被淡化、扭曲乃至否认。日本右翼阵营更是将法官的异议作为否定审判的依据，将异议法官的技术性思考和质疑转化为全盘正当化侵略史观的工具。

东京审判距今已近80年，我们仍然要去思考和讨论东京审判，去厘清并妥善接收东京审判的双重遗产：既确立了侵略有罪的法理基石，也因未究日本天皇责任、忽视殖民地罪行等缺陷埋下历史争议的种子。回望战后审判的初心，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是源起于战火废墟中的反思，是以司法理性终结战争暴力的尝试，是世人一次探索和平的勇敢实践。这样的初心不应埋没在对审判的攻击和质疑中。

历史正义的实现有其复杂性——司法程序可惩处战犯，却无法终结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分歧。当下的世界，地区武装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要做的是，以战后审判为历史镜鉴，正视东京审判留下的遗产的复杂性，秉承其“止战维和”的精神，从中汲取智慧与警示，人类方能在构建法治化、远离战争的世界秩序之路上行稳致远。

来源：人民法院报·5版

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见习编辑：贺晴 | 见习美编：姜慧雯

新媒体编辑：杨书培